书画评论
    清明上河图》题跋暗藏街市繁华中的险境和兴衰

    近日,《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书画特展》展出了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以下简称该图),这一次十分难得地展出卷后的全部题跋,共有金元明三朝13家的14段题跋,其中曝出许多惊天鉴语,值得深究。

    尤其要注意的是:早在650年前的元末,李祁就告诫人们不要“嗟赏歆慕”该图,图中“犹有忧勤惕厉之意”,更有被切割掉的明代邵宝跋文尖锐地指出该图是“触于目而警于心”。因题跋作者的思想和宦途经历的不同则结论亦不同,他们对该图的内容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受和认识结论。这些被淹没了数百年的思想认识,在相互比较中将会加深我们全面、客观、深入认知该图的本质内涵。

    金人题跋的“升平观”

    幸亏有了金代第一位跋文作者张著的记述,我们才知道张择端的基本情况,如他的名和字,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幼好读书,曾游学京师,后来擅长界画等。题跋者张著(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2世纪中后期),字仲扬,永安(今北京)人,他能诗文、善鉴赏。金泰和五年(1205),他因写诗出了名,名声传到了宫中,被喜欢诗文、书画的金章宗召入内廷,赐官监御府书画,负责管理金朝的内府书画藏品。

    《清明上河图》的金人题跋。

    接下来的4位金代文人用题诗的方式对《清明上河图》卷进行了相似的解读。他们看完该卷后产生出的是怀古和伤感之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毕竟他们看到的汴京旧宫是一片废墟,他们都是汉族文人,很容易责怪起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张公药、郦权和王磵等都是来往密切的朋友,他们有可能是在一次文人雅集的时候碰了面,几人依次题写了诗句,题写的地点距旧都汴京不会远,大约作于1186年清明节之后到1190年之前的三四年。最后一位金代文人张世积的跋诗则是在此之后另外题写的。这4位金代题跋者,均没有在北宋徽宗朝的生活记忆,北宋灭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们完全是主观臆测画中的景物的位置,丝毫没有考虑张择端为什么要画这张画。

    张公药(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十二世纪中后期),字元石,号竹堂,滕阳(今山东滕州市)人,北宋宣和年间,其祖父张孝纯(?-1144)是太原的降金大臣,官做到汴京行台左丞。张公药受荫入仕,官至昌武军节度副使。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南部一带,到过开封。他连着题写了三首七绝诗,推定该卷的绘制时间在徽宗朝宣和年间,画的是东水门到隋渠一带,表现出当年的“升平风物”“好风烟”“繁华梦”,今人据此确定该卷的绘画主题是表现“太平盛世”和“政治清明”中的“繁华”景象。

    郦权(?-约1190)是第三段跋诗的作者,字元舆,号坡轩居士、漳水野翁,临漳(今属河北)人,他父亲郦琼(1104-1153),早年曾随南宋初军事将领宗泽抗金,后来降金,官至归德府尹。郦权没有当过什么官,实为金朝的一个名士、诗人。他崇尚苏东坡,喜欢书法,常常与友人结伴到宋宫遗址和废墟去吟诗怀古。他的跋诗说到“东南最阗溢”,想起北宋灭亡,不禁骂起了宋徽宗。张公药等人的跋诗也感染了第四段跋诗的作者王磵(约1125-1203)和第五段跋诗的作者张世积(生卒年不详),他们或是抨击了蔡京、童贯,或是感叹旧城不在。

    元人跋文的“忧勤惕厉观”

    元代三位题跋者都不用题诗的方式,而是撰写跋文,由于他们与北宋没有直接的关系,惆怅之感渐渐消退了,特别是见识广博的杨准、李祁以其独特的社会敏感开始探寻作者张择端真正的画意是什么。

    杨准(生卒年不详),字公平,号玉华居士,泰和(今属江西)人,擅长文章,当时的文豪虞集、揭傒斯、危素等人都非常钦佩他。元亡后,他就不想做官了。至正十一年(1351),他得到该卷,就带着图回到了江西老家。至正壬辰(1352),他在故里泰和(今属江西)首次记录了该卷的状况:“卷前有徽庙标题”,这些,金朝文人根本不提。

    杨准记述了该图流出元宫和自己入藏的经过:至正辛卯年(1351),他寓居大都(今北京),到处购求古今名人字画。有人将此图推荐给杨准,说该图原来是元朝内府之物,宫里的裱画师以一幅摹本偷梁换柱,将真本偷出来卖给某个权贵,这个权贵后来镇守真定(今河北定州),帮他管理书画的人偷偷卖给了杭州人陈某,陈某人占有数年后,因家事急缺钱,又听说这个权贵要回家了,担心东窗事发,想转手卖给懂画的文人。杨准听后,立即倾囊买下,速返故里。杨准在跋中也痛斥了“权奸柄国”的祸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对《清明上河图》卷的动机进行了揣摩,他的跋文认为:张择端作该图的目的是将当时的社会景象记录下来,以便于传给后代,这超出了许多史学家的能力,画家画得如此之精到和完美,为此竭尽了全部心思和才华,这可不是一天两天才能完成的,其用心良苦啊!杨准的说法虽然不一定深刻,但实际上开启了后人对张择端作画动机的研究。

    画家和鉴赏家刘汉(生卒年不详)在至正甲午(1354)年题写了第二段跋文,只是赞赏了该图的细部刻画。

    《清明上河图》的李祁跋文。

    最先觉察到该卷不是寻常之作的人是第三段跋文作者李祁(1299-?),其字一初,号希蘧,又号危行翁,茶陵(今属湖南)人,元统年间(1333-1335)进士,官翰林应奉,后因母亲年老多病,回到了江南任职,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后来任婺源州同知,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母亲去世后,他隐居到永新(今属江西)。这个时候的元末江南大乱,战争频繁,他不得不躲入云阳山中,饱尝了世事艰辛。

    入明后,他仍不失忠元之志,不肯侍奉明朝,自号不二老人,活了70多岁。李祁长于行、草书,好诗文,著有《云阳集》十卷。他在该卷的跋文题于旃蒙大荒落年(1365),他大约是在江西隐居期间到静山周氏文府看到了这幅图。他在跋文中认同是图描绘了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的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之充和财货之盈。

    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地方官员的目光敏锐地看到了汴京城繁荣的反面,提出不要以“嗟赏歆慕”心态对待该图,首先断定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他认为,老百姓生活过得很辛苦(即“勤”),不是好事情,是令人担忧的,街头出现那么多的险情(即“厉”),一定要引起警觉,张择端画这些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为此担忧、引起警惕。

    李祁在跋文里还提到了《无逸图》,他认为,应该将《清明上河图》卷与历史上的劝诫类名画《无逸图》相类比。“无逸”的意思是不要安于逍遥享乐,这个词来自《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唐开元年间(713-741),宰相宋璟抄录了《无逸》全篇,记载了周公劝成王不要忙于享乐的历史故事,并绘成了《无逸图》献给唐玄宗。宋璟借此告诫唐玄宗要励精图治。唐明皇将《无逸图》挂在内殿,进出宫都要看一看,记在心里。此后,朝廷确定了《无逸图》的规谏作用,后世朝臣经常向皇帝进献《无逸图》。

    《清明上河图》中的交通险情:船桥欲撞(上);串车失控(左);御林军马车横冲直撞(右);惊马闯市(下)。

    李祁将《清明上河图》与《无逸图》都视为劝诫一类的图画,至少看出了该卷对朝廷社稷有着特殊的警示作用,这是元人看待《清明上河图》卷的一大转折,这越来越接近张择端的作画目的了。

    明人题跋中两种对立的观念

    该卷拖尾的明代题跋为5家6跋,即吴宽、李东阳(两则)、陆完、冯保和释如寿,此外还有被裁去的邵宝的跋文。由于明代中后期的朝野盛行颓废了的享乐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其背景与北宋张择端的时代有些相像,明代题跋的作者们对该卷的认识越来越对立,个人的感受也越来越鲜明。

    明代第一个书写跋文的是鉴藏家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殿试获第一,是一个状元郎。入翰林后,他一直侍奉宫中,官直至礼部尚书。吴宽长期在朝廷做官,脱离社会,远离民情,他看不出该卷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对此,他是十分麻木的。他关注的是《清明上河图》卷的稿本问题:他认同大理寺卿朱文徵的话,说该图的稿本在张英公家。

    李东阳(1447-1516)是第二、三段跋文的作者,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他是前面提到的元代李祁的五世从孙,李东阳继承了李祁“忧勤惕厉说”。天顺八年(1464),18岁的他登进士第,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于平素关注朝政得失,曾多次上疏谏言,如孝宗弘治五年(1492),他借《孟子》七篇大意,累数千言,批评时政得失。弘治十七年(1504),他上疏天津旱灾、江南、浙东饥荒,亲自查访受灾区域,指出国家吃闲饭的人太多,对老百姓来说,差役频繁,苛捐杂税太重,对比之下,京城土木繁兴,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他在该图后连书两跋,可见他对该卷的深爱之情。

    由于他热衷于谏言甚至极谏的个性,渗透到观览该卷之中。他看到该图的感受是“独从忧乐感兴衰”,他深感守住社稷江山是很难的,但失去实在是太容易了;一幅画,可以看出时代的兴衰、家业之聚散,这可真值得关注和借鉴啊!在李东阳的跋诗里提到了《流民图》:“……丰亨豫大纷此徒,当时谁进流民图……”那是神宗朝旧党的安上门监守、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差遣画工李荣作《流民图》,奏报给宋神宗,以此来证明王安石变法之弊,要求废止新法。显然,李东阳由《清明上河图》联想到了《流民图》,可知他更多地看到并思考着该图中的负面景象。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百姓劳作之苦。

    李东阳记录了宋徽宗的“瘦筋五字签”和“双龙小印”(已轶)。他第一次否定了前人关于该卷作于政和、宣和年间的定论,认为“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这个考证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

    陆完(1458-1526)是现存第四段跋文的作者,字全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丁未(1487)进士,正德四年(1509),陆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他直接指挥镇压了河北刘六、刘七的农民造反队伍,为大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做到吏部尚书。

    他曾收受宁王朱宸濠的巨贿,宁王作乱被抓,明武宗查出陆完与朱宸濠有书信往来,陆完在此之前已得到消息,提前将《清明上河图》卷等财物藏匿在友人处。后来,陆完全家被抄,深受株连,老母死在狱中。朱厚熜继位后,念陆完剿灭刘六、刘七有功,免他一死,贬谪到福建靖海卫,最后死在那里,《明史》有传。

    陆完在《清明上河图》卷后题写的跋文是他在临终前两年在京师所作,此时他刚刚获释。陆完的官宦生涯特别是他残酷镇压揭竿而起的刘六、刘七的暴行是不可能与底层百姓有感情交流的,他在劫后余生、心灰意冷之时也不可能替朝廷感慨江山社稷之艰难。

    其跋文主要是以收藏家的认识来解释《宣和画谱》不载张择端的缘故,陆完认为是张择端因受苏轼、黄庭坚的牵累,被蔡京所忌恨,故被蔡京剔出了《宣和画谱》。他将自己的党祸之难推测到张择端的身上,以此来论定《宣和画谱》不载该卷之由。这种说法并不为今人所接受,因为在《宣和画谱》编撰之前,徽宗就将改卷赏赐出去了。

    冯保(?-1583)是现存第五段跋文的作者,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今河北深县)人,嘉靖年间(1522-1566)入宫,万历年间(1573-1620)官司礼监掌印太监,死后家产被抄,《明史》将他列在佞臣之列。冯保早年净身入宫,没有接触过社会底层,浑然不知稼穑之难。他在侍奉万历皇帝的空暇时,读到了御藏的《清明上河图》卷,他看到的是“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船之妙”,给他带来的仅仅是十分肤浅的“心思爽然”而已。

    被裁剪掉的邵宝跋文道出天机

    常常有人问起《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完整,总觉得后面还应该有一些更热闹的场景,那是在欣赏时产生出的意犹未尽之感所造成的错觉。事实上,《清明上河图》除了卷首约有一尺受磨损在明末被裁去之外,画幅基本上是完整的,真正遗缺的是卷尾的题跋。

    根据《清》卷拖尾纸张的颜色、材质和跋文的顺序,《清》卷拖尾曾经三次接裱过尾纸,第一次是在北宋崇宁年间末徽宗初裱时按惯例接裱尾纸,后来,留下了金元8家文人的题跋;第二次是在元代杨准处,因宋人的接纸用完,继续接裱尾纸,留下了刘汉、李祁等元人的跋文;第三次是在明代李贤那里续接尾纸,留下了明代5家文人的题跋。另根据纸张的长度出现缺损以及后人著录的已佚跋文,接纸有可能被裁剪过三次。

    经笔者在库房查验,第一次装裱的拖尾是金代张著至元代李祁8家跋文,接纸是由四张同类纸拼接而成的,装裱师纵剖两张纸(各纵50余厘米、横80余厘米),成为四张接纸,是奇数,金元第一段接纸长50厘米;第二、三、四段接纸长皆为80厘米,显然,金元跋文的第一张纸的长度短了30厘米。

    第二次接纸,发生在元代,只是一小段,仅70厘米长,前人通常在接裱尾纸时会接上一长段,以备后人使用,不会只接一小段,意味着这一小段跋文的前后被后人裁剪过。

    同样,明代部分接纸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第一、二、三、四段接纸长分别为60、133.4、、61.6和107厘米,可以推定,明代接纸的单张长度为133.4厘米,另三张接纸的尺寸长短不一,不足此数的接纸必被裁短了,其中定有跋文被裁掉。

    明代跋文疑有不少被裁。

    金元明共有9段接纸,金元五段接纸处均有明代李贤“翰林”骑缝章,金元明接纸的所有接缝处都钤有“毕沅秘藏”、“毕”和“毕泷审定”的骑缝章,说明明代段被裁剪是在毕氏兄弟手里或之前在重裱时完成的。裁去的目的主要是接在《清明上河图》赝品的后面,以增加赝品的欺骗性。

    其中裁去最重要的是邵宝的跋文,他的跋文原来就在其师李东阳跋文的后面。邵宝的跋文后来被抄录到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兴蒋氏密均楼藏本)画卷十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著录后的空白处,被刘渊临、戴立强等学者发现,兹录于此:

    ……若城市、若郊原、若桥坊第肆,无不纤纤悉悉摄入乎其中。令人反复展玩,洞心骇目,……但想其工之苦,而未想其心之犹苦也。当建炎之秋,汴州之地,民物庶富,不继可虞,君臣优靡淫乐有渐,明盛忧危之志,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令人反复展阅,触于目而警于心,溢于缣毫素绚之先。於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二泉邵宝识。

    《式古堂书画汇考》抄录了邵宝的跋文。

    邵宝(1460-1527)在明代是一位有政声、有气节的重臣,其字国贤,一字文庄,号二泉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他3岁丧父,19岁时,在江浦庄昶处苦读,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考中进士,官许州知州,此后他长期任职地方官,深入体察民情,关注民生,体恤百姓。曾有农夫耕地时犁出了商周时期的甲骨片,当地的巫师蛊惑人心,说其中必有灾祸,吓得农夫们都不敢下田。邵宝当庭焚毁甲骨,还痛打了一顿巫师,督促百姓正常春耕。

    当时江西还有一种陋习,就是家里人去世后入棺不葬,将棺材摆放在祠堂里。邵宝颁布了一条法令:必须尽快安葬,不服从的家庭,其后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招果然灵,读书人家纷纷安葬了亲人。邵宝对权贵则是毫不畏惧,宁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诗文墨迹,被他拒绝了。

    后来朱宸濠犯上作乱,宅邸被查抄,查出他与乱党来往的信件和礼物,那些攀附朱宸濠的人纷纷入狱,邵宝却平安无恙。武宗正德四年(1509),邵宝进京提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管监督水路运输。太监刘瑾独揽朝政,诱逼邵宝陷害原水运长官平江伯陈熊,邵宝看出刘瑾的诡计,绝不干违心事,于是陈熊和邵宝一并受到弹劾,刘瑾强迫他们辞职,还把他们赶出北京。后来,刘瑾被处死,邵宝才被重新起用,一直晋升到南京礼部尚书。

    邵宝连续两次上奏请辞,终回故里。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记载:他为官的格言是:“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他雅好诗文和收藏,是“茶陵诗派”盟主李东阳的得意门生,李东阳为《清明上河图》卷题写跋文后,邵宝接着题写,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共识。

    邵宝不同意金代张公药的“升平观”、明代冯保的“心爽观”,就该图的画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反复展阅”张择端在铺展汴京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发现了使他“洞心骇目”和“触目警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看到这一切,邵宝是不会从中得到愉悦的,他很自然地将日常的从政观念带到了绘画赏析中,与400年前的张择端产生出共鸣。他认为该图的主题是“明盛忧危之志”,邵宝进一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的内心十分激动!遗憾的是,该卷后的邵宝跋文被裁去,以至于他的观点在今天几乎被埋没了。

    元明清三朝文人在该图的题跋里留下了各自不同感受,这已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视角问题,而是“喜者见喜,忧者见忧”的观念问题,即不同执政观、不同精神世界和不同宦迹的文人官僚,对该卷所绘的一系列景象产生出不同的思想判断。张择端是一位忧患之士,与他有相同心境的后人才能产生共鸣。总而言之,金代文人官吏的跋文主要是追忆繁华的宋都,形成了金人十分感怀的“升平观”,在元代开始出现了转折,这是以李祁的“忧勤惕厉观”为标志的。

    在明代文人中分野出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其一是冯保浅薄麻木的“心爽观”,其二则与冯保截然对立的李东阳沉重的“忧乐观”和邵宝深刻的“触目警心观”,这是长期在宫中养尊处优的佞臣太监冯保、权奸陆完等人无法感触到的。大凡体恤民情、敢于谏上者(如李东阳等)、或长期任职地方的亲民之官且富有正义感者(如李祁、邵宝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悟卷中的“忧乐”或“警心”之意,特别是邵宝的跋文,深刻地揭示出该卷的“盛世警言”,帮助今人打开了重新认识《清明上河图》卷的视窗。

    我们是认同冯保的欣赏感觉呢,还是肯定邵宝的认识深度?如果跋文还能续写的话,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认知……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跋文已经转化成研究论文了,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在欧美日,已经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读者只要有心,答案不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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