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新乡绅之问:我们还能回到农村吗?

    作者:吕陈君

    乡绅自治:中国传统农村的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乡村是乡绅治的宗族社会,皇帝任命官员只到县令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公共事务都是由宗族势力的代表者乡绅阶层来负责治理的,并由乡绅出面来跟官府进行沟通和协调,维系赋税、徭役、刑律等大一统国家制度的正常运转。所谓乡绅,包括三类人,一是退休的官员,二是归乡的富商,三是未进仕的读书人。告老还乡,解甲归田,衣锦还乡,归隐山林,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割不断的“乡愁”。这些乡绅,都是青壮年时志在四方,离开家乡,为事业打拼,为国家效力,晚年功成名就后基本上都返回家乡,其成就、学识、德望为本乡民众所钦慕敬仰,并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衣钵传承。这样,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乡绅回归故里,换来的是源源不断的青年才俊走出乡土,为国家输送新鲜血液,维系着大一统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修齐治平就成为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用现代术语来说,乡绅填补了农村与城市、社会与国家、皇权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弥补了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裂缝这就是“家国天下”的基石。古今中外,城乡二元结构是永远存在的,“人类的居住总是这样的,农村贫困落后了向往城市;住在城市喧嚣嘈杂了向往农村。如果从哲学上来理解,实际上表达的是两种价值取向:农村居住主要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居住主要是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官员退休后都要返回故里,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项特殊制度设计,也决定了乡绅阶层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古代城乡之间才维持了充满活力的、经久不衰的结构平衡关系。乡绅既是国家政权在基层乡间的代表,又是乡村的灵魂与领袖人物,他们大多出身儒生,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在他们的治理下,乡村延续了千年的淳朴丰美,成为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家园。


     乔家大院


    儒家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也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风水建筑文化。在先秦儒家经典里,就对建筑等级作了严格规定,“礼不下庶民”,所以,村民是没有资格来修建公共建筑的,这个责任也是由乡绅阶层来承担的,“宗法制度源于上古的族群、家族时代,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它所形成的尊卑、长幼、男女、亲疏、远近等人际关系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王朝时期,并对住宅、祠堂、宗学等建筑的形制规模乃至村镇布局等都有重大的影响”。乡绅们回到故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祠堂、宅院园林书院、会馆和庙宇等建筑,像晋商大院、徽祠堂、苏州园林等,都是乡绅们的不朽杰作。谈到中国古建筑的成就,这跟乡绅们的历史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近代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原因,乡绅这个阶层被当作“土豪劣绅”被整体打到、消灭掉了;再加上后来现代化的观念误导和城市化的失衡发展,乡绅治理的传统乡村社会被彻底破坏,结果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凸显,从农村走出来的精英们,就很难再返回到农村去了。这种单向性流动,致使乡村的命运急转直下,乡绅群体的消逝,就使得农村失去了灵魂和领袖人物,形成恶性循环,乡村逐渐颓败、荒废并从根上烂掉了,如果不加以扭转并改变的话,那它就将要永远湮没在历史废墟里了。尤其是中国近20年来以房地产热为标志的城市化运动,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下,大量老宅子、古建筑被人为地损毁,永远消逝了。另外,城市化也无情地吞噬掉了古老的村庄,广大农村逐渐空心化,青年人都去了城市工作,大量村落民居也随之衰败、凋敝、荒芜,许多有价值的原生态古村古寨变成废墟人去楼空,故土沧桑。城乡二元结构将大地人为割裂开来,一边是极度膨胀的城市,另一边是极度衰弱的乡村,致使现代人动荡不安地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城乡结构严重失衡两个最根本的原因。

    苏州园林

     

    存在主义建筑学:后城市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战后随着经济起飞,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人向乡村的回归趋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弊端,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或称之为“后城市化运动”。民宿的出现就是其标志性现象,从时间上看,民宿源于欧洲,兴于日本,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对现代建筑学的深刻影响。而民宿,或涵义更宽泛的“美宿”,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建筑学。

     

    海德格尔1951年8月在达姆斯塔特“人与空间”专题会议上的演讲《筑·居·思》,被誉为现代建筑论的经典,对战后一代建筑师的思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灵感。海氏哲学非常晦涩难懂,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叙述如下:只有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作为存在者的人才能达到存在的本质,通俗地说,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栖居,就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但栖居不仅仅只是筑造一座建筑物,而是要通过这个建筑物把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联结并聚集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场所”(海氏喻之为“桥”),而非单纯的一个建筑物了,“就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物之中而言,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筑造的本质就是让栖居”;而栖居的本质就是人要通过筑造重新回归到存在的本来状态,人都终有一死,但通过“诗意地栖居”,人却可以获得存在的终极体验,“栖居乃是终有一死者所依据的存在的基本特征”。③何为“诗意地栖居”?简单地说,就是海氏自己详细阐释过的:人回到大地上劳作,居住在“黑森林里的一座农家院落”,当收获之后,“餐桌上正备满丰盛的筵席”,如此,“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哲学意象其实是人类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工业时代里的思想烙印,这种意象在现代人的头脑里仍是根深蒂固并极其顽固强烈的。晚年海氏最忧虑的就是,“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④人们已经忘记了如何栖居,“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民宿或“美宿”,其本质就是“诗意地栖居”,这是城里人回归乡村、现代人回归自然的一种哲学思潮与生活方式。

    德国黑森林

     

    海氏建筑论哲学思想对战后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诺伯格·舒尔茨创建了著名的“场所理论”,此学说后又在日本风靡一时。人们开始注意到“场所”对建筑、环境对城市的重要性,认识到把人口与建筑都聚集到城市里是不合理、不科学、不可持续的,“人由于自己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的‘自由’而从自己的场所出走,去‘征服’世界。所以人就被遗留在虚无飘渺全无真实的自由之中。人忘掉了‘居住’的意义”。新思想促使人们对居住、环境和城乡发展的传统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20世纪60-70年代,一种“郊外”的新型城市规划理念在欧美悄然兴起,在此前,城市外围虽有“农村”,但并无“郊外”概念,人们开始搬到城郊居住,在城市里工作。随着高速公路和信息通讯网络的陆续建成,人们往往向往搬到环境更好的小城镇里去居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先开展了城乡“等值化”建设,并立法保护村庄的原有形态和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城里人回流乡村和城镇里生活,后来这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在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现在欧洲大城市少,但小城镇发达,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和城镇90%国土面积都覆盖着田野、草坪和森林,原生态的村落星星点点地镶嵌其间,瑞士乡村”、“德国黑森林”享誉世界。特别是,富人和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喜欢居住在接近田园风光的生态保护区、靠近水边和森林的城市边缘区,而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往往是老人、穷人及工薪阶层。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就会出现“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回流乡村运动”,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而在这场回流大潮中,主力军是具有经济能力的社会精英们,因为他们更加关注居住的环境和生活的质量,居住也就成为生活的首要条件,就像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就是居住”,“居住是存在的基本原理”。而民宿的兴起,只不过是这一历史大趋势下的一个前兆、一段序曲、一次预演而已,欧美的民宿、城郊和城乡一体化,差不多是同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就反映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瑞士乡村

     

    乡村振兴和新乡绅文化复兴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块最长的短板,历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战略规划,从“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到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效果不是很明显,政策也一直在变。据笔者观察,所谓“新农村”、“新型城镇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统一建造标准化的农村住宅区,鼓励农民离开原住宅地,集体“上楼”。这项政策“红火”过一阵子,后来很多地方也推行不下去了,因为,青年农民大多去了城里打工,他们把辛苦积攒下来的钱盖了集资房后,还是要回到城里去谋发展,这些集资房最后便宜甩卖都卖不掉。据笔者观察,现在农村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一是“空心化”现象严重,大片民宅闲置、荒废,平时无人居住,就是过年热闹几天,村庄里只剩下不多的留守老人和孩童,年青人都外出打工了;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软弱,极端宗教与黑恶势力趁机扩散蔓延。中央组织部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学生村官活动”,目的是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但收效也不很明显,因为,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很难在农村长期扎根下去。所以,要让这些农民工和大学生回到乡村,去建设“新农村”,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这两种人都还缺乏必要的能力和资源,正处在事业打拼阶段,还一心想着跳出“农门”,在城市里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哪里有这份闲心再回农村,即使回来,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投资建设。所以,政府绝不能强制要求农民离开原住宅地,集资建房,集体“上楼”,这其实是割裂了农民和土地的自然联系,破坏了原有形态的人居环境。制定政策要符合心灵和人性的真实渴求,否则,就会跟民众实际需求相差很远,也很难达到实际效果。

     

    振兴乡村,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要打破城乡身份的界限,让城市里的“精英”能回得了农村去。目前国内逐渐兴起的“民宿热”,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一大批怀着“乡愁”的文化人和企业家,才是回流乡村、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这些人就是“新乡绅”。这场正处于萌芽并崛起状态的“新乡绅运动”,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趋势。首先,“新乡绅”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人脉资源,他们有能力在乡村进行投资建设,而最基本的投资就是住宅投资,从城市回到乡村,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其次,“新乡绅运动”,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情怀,更重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理性。因为,优良的生态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建筑,这些都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珍稀资源,只会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增值,物以稀为贵,这是颠扑不破的市场法则。2005年8月,习在考察浙江安吉余村时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是极富有远见的。“新乡绅”也是敏感地嗅觉到了乡村所潜藏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前景,返乡投资建设,其实也是为了抢先获得这些珍稀资源,一旦你抢先占据了一个好地方,别人就不能再进入这个地方了,而且好地方的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好地方”的梦寐追求,就是刻骨铭心的“乡愁”。“乡愁”一旦被唤醒,就难以阻挡人们“回家”的脚步了。当前“民宿热”还只是“新乡绅运动”的一个切入点、一次尝试、一种初级状态,它只是比较单纯的居住功能,再往深入,就会扩展到修缮宗堂、祖宅,兴建书院、会馆、庭院、园林,对古村落和古建筑群进行整体保护与开发,打造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等等,这是一个比城市更为广阔的天地,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境界。没有农村的复兴,城市就会塌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整个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黄山宏村

     

    乡村代表着人类的过去,城市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对人类的命运来说,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遗忘过去,也必将丧失未来。人生也是如此,人到了一定年龄和阶段,都会反思过去,满怀“乡愁”。中国古建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金昶评论道:“一个人,20岁、30岁时,还没到城市里来奋斗,那他是失败的,但如果到50岁、60岁时,他还在城市里奋斗,那他也是失败的。”简单说,就是人要到城市里去奋斗,再回到乡村去栖居。这句话也很能说明民宿人的心态。在城市里奋斗久了,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怀旧感”,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过去,远离了故乡,当他具有一定经济能力时,他就渴望着再去回忆、或回到过去熟悉的环境里,重新确定自己的存在,而最能体现这种存在感的,莫过置身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重新装修一座老宅子或筑造一所艺术化住宅,“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民宿”或“美宿”的心理美学根源。日本最著名的现代建筑学家藤森照信描述过这种感觉:“保存的问题以及古建筑中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都与‘怀旧感’有很深的关系”,“‘怀旧感’就是一种未知,能够让人产生一种仿佛身于过去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越是重大的事物就越不会变化”,“人们会利用外界的风景环境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做民宿,从终极意义上看,也正是为了这种“确认自我的存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城镇化率已超过了50%跟战后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基本相似,“民宿热”兴起也正逢其时,这是一场新乡绅们自发形成的文化复兴及经济建设运动。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人回到土地上去栖居、劳作,而这些有着强烈“怀旧感”或“乡愁”的新乡绅们,要比农民工和大学生更有意愿、也更有行动能力回到农村,他们才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可以预测,“民宿热”将会成为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新乡绅运动”也将成为改变中国未来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正能量。

     

    所以,从历史延续性来看,当前“民宿热”,可视为一场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新乡绅运动”或“新乡绅文化复兴运动”之序曲。在现行城乡体制下,一方面限制农民工落户城市,另一方面又禁止城里人回迁农村,所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乡绅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乡绅文化,仍牢牢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仁者爱山,智者爱水”的归隐情怀,“耕读传家,诗书传世”的处世精神,仍是许多人孜孜追求的理想生活。只要基础设施完善,当条件允许和时机成熟,一些具有“乡绅文化情结”的城里人,就渴望着返回故乡或乡村去居住,这些“成功人士”更愿意居住到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城市是人口与建筑密集的地方,按照现代建筑学的观念,城市并不是一个稳固的、适合的居住“场所”,当代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就认为:建筑与其所处‘场所’整体对人类的庇护才是真正的坚固和安全。…通过场所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孕育之物以及场所周边人类的关系网络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坚固才得以产生。…事实上,日本过去的民居就是这样,虽然外表朴素,但却是非常‘坚固的建筑’”。国内唯一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大奖的设计师王澍也认为:“新建的房子是没有回忆的,…这种记忆特别重要,它代表着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历史。”一个好的、有生命力的建筑,必须楔入式隐藏于自然与历史的情境之中,并跟生活环境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建筑只有处于自然、历史和文化融合的场景里,它才可成为一个“坚固和安全”的居住场所,彰显出居住者的存在意义。

    莫干山民宿

     

    民宿人的追求正是如此,他们首先寻求在一个优美的自然环境里,去发现一个适合的老宅子或古建筑,并把它改造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场所。建筑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居住,除此之外,建筑还具有许多文化功能。譬如,西方传统建筑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为宗教而建,其最精湛且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教堂,而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为“人生”而建,用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的话来说:“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除了居住的功能,建筑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命的期望”,“中国人对于居住空间的扩张的要求,从来不是基于功能,而是基于情趣”,“中国建筑在本质上是‘人生的建筑’”。民宿人的目标也是如此,一个好的民宿项目,除了满足自己居住和基本经济预算外,最主要的是为了自己的“情趣”和“人生”。只有回归“青山绿水”和“历史传统”,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方能敞显澄明出来。

     

    所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要让一些愿意回到农村去的“城市精英”能够回得去,不应人为地设置城乡身份的限制,城乡之间需要循环流动;乡村原住民和原生态环境要加以保护,不应人为地去强制改变;农村宅基地要流转起来,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这一条,新农村也好,新型城镇化也好,乡村振兴也好,都很难落地生根。当前之中国,在政---定的前提下,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注释:

    柳肃:《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第337页。

    傅熹年:《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31页。

    海德格尔:“筑·思·居”,载于《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第1191、1194、1201、1202页;第1202-1203页。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载于《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版,第175页。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56页;第45页。

        (日)藤森照信:《何谓建筑:藤森照信的建筑思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22、24、28页。

    (日)隈研吾:《场所原论——建筑如何与场所契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4页。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4月版,第29、2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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